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阳光工业区沙坑上段莱玮斯工业厂房2楼201室 
2024年10月12日，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洛口镇梅江灌区团结水库。朱海鹏/视觉中国/图
饮水思源，2025年4月27日，《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品质衡量准则》（以下简称《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截止。这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国家标准在编制说明中提到：以保护人体健康为目标。
沿着水龙头上溯，水源大多取自江河湖库等地表水以及水井等地下水。长期以来，水源地监管主要是根据《地表水环境品质衡量准则》（GB 3838-2002）、《地下水品质衡量准则》（GB/T 14848-2017），但对于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要求而言，二者显得“过时”——指标不足以涵盖人体健康，个别指标甚至“打架”。
1972年，北京官厅水库开始治理，标志着我国水污染防治起步。几十年间，许多城市的水源地历经变迁。1997年，官厅水库退出饮用水水源地，目前仍面临富营养化威胁；上海“找水”20年，取水口不断沿黄浦江而上，最终改到长江口；广州流溪河污染后，不得不舍近求远，从西江、东江、北江引水；杭州跨越百公里，从千岛湖引水。
近年来的水源地保护专项行动、机构改革和水质健康基准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标准》奠定了基础。“但老百姓何时能打开龙头即为直饮水？” 夏青反问。他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从事水源地标准工作近40年。“从源头到龙头”的饮用水全过程标准体系才刚刚起步，《标准》只是其中一个里程碑。
夏青表示，“源头到龙头”，饮用水安全管理的全过程可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水源地到自来水厂，第二段是自来水厂从入水到出水，第三段是从自来水厂出水到居民的水龙头。
第一段正是在征求意见的水源地《标准》，第二段是针对自来水厂出水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标准》与之对齐，高氯酸盐等被纳入。
聚焦人体健康，《标准》新增了多种农药，以及塑化剂、全氟化合物（PFASs）等公众耳熟能详或频上热搜的新污染物。
除了新增欠缺的指标，《标准》还删除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标准中的一些指标。例如，因认为“与饮用水水源功能关联性较弱”，《标准》未纳入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等常见的水质指标。
不过，对于溶解氧，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教授李聪有不同看法。溶解氧虽然对人体健康没有直接影响，但可指示生物存活。经验比较丰富的鱼塘养殖户曾告诉李聪，当溶解氧大于5mg/L时，鱼的状态很活跃，一旦小于3mg/L，鱼死亡率特别高。“如果水源地没有鱼类存活，那么也不适合人喝。用溶解氧指标可以很简单地判断。”
除了对健康指标关注不够，地表水和地下水两项国家标准还有矛盾之处，仅有63项指标相同，其中18项的限值存在一定的差异，要进行繁琐的调查，以区分水源到底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比例各是多少。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会长赵飞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肉眼很难鉴别，要通过地质调查观察水从哪个岩层中冒出，并检测地表水和地下水特有的指标。
但对于自来水厂而言，水源来自地表还是地下其实无所谓，水处理工艺大致相同，出厂水达标即可，最好统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付青曾在“长江大讲堂”讲座总结：我国水源地调查评估工作开展于2006年，前一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敲响了水源地保护的警钟。
我国水环境管理早年以管控污染物总量为主，但效果有限，黑臭水体仍屡见不鲜。2015年，“水十条”实施，直接将水体改善程度作为考核标准，从“总量控制”转向改善环境质量。
李聪回忆，在“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水专项行动开展之前，她到南方一个地级市考察，当地饮用水水源地甚至是劣V类水，还有许多水源地是IV类。原因是《地表水环境品质衡量准则》虽要求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应分别达到II类、III类水质，但这项规定并不具备强制性。
2015-2020年，水源地环保与管理的标准规范陆续颁布，专项行动连年开展。2021年之后，水源地保护由日常管理向风险防控转变。
科研成果也奠定了制定《标准》的科学基础。《标准》编制说明介绍，标准起草组整理了2015-2023年间我国4128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共计约1096万个监测数据。根据我们国家人体健康暴露参数，二十余种污染物的人体健康基准值被重新计算。
《标准》呼之欲出，约束也更严格。《标准》采用单因子评价法，任意一个指标超过限值，即不符合标准。
《标准》纳入了25项基本项目、72项特定项目和50项调查项目，对应不同的监管要求。
基本项目能够理解为“必答题”，是所有水源地都要监测的指标，应开展日常监测。
特定项目是“选答题”，反映地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特征、在一段时间或特殊情况下存在、具有一定的毒理学或感官效应，或具有一定检出率的项目，应开展定期监测。
调查项目则是在局部地区饮用水水源地或特定时间出现、具有一定健康效应但检出率较低或尚不明确，可择期、择项开展调查。
“老百姓关心的是标准纳入的污染物全不全，国内外已有健康基准的项目都应纳入。虽然目前项目数量较多，但一分类可能就降低了约束力。”夏青建议，《标准》应取消项目分类，对所有项目一视同仁。
比如特定项目中的“藻毒素”这一指标，在地表水标准中就有，但过去未产生太大危害，实际执行中无需严格监测和执法。
藻毒素因水源地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过量藻毒素进入人体，能引起腹泻、神经麻痹、肝损伤，促发肝癌，严重者可发生中毒甚至死亡。
让夏青惊讶的是，在南水北调治污任务完成十年后，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水质受季节性藻类暴发困扰，在黄河以南的主干渠，有18个水闸重重把守，阻碍藻类北上，已具有一万吨/日的捞藻能力。作为规划和标准专家，夏青称“深感自己未尽到责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等人于202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也提到，湖库型水源地服务了全国近一半人口。但近三十年来，湖库富营养化及其引发的水华频发，已严重威胁水ECO健康与饮用水安全保障。藻类喜爱温暖、光照的环境。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背景下，全球68%的大型湖泊夏季蓝藻水华强度增加。
例如双酚A，即人们常说的“塑化剂”，被大范围的使用在塑料制品，这是一类内分泌干扰物，能影响人的生殖系统和发育，也只属于调查项目。
一位水环境卫生专家称，近年来，我国使用的农药种类还在持续不断的增加，《标准》仅纳入十几种农药，几乎都属于特定项目和调查项目。作为对比，日本对水源地监测102项农药，除了限制单独项目，还规定了所有农药加总后的限值。
有的新型污染物因为环境基准不明、科学研究不足等原因，暂未被纳入，比如磺胺类抗生素。李聪举例，水产养殖业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内陆的新疆也养殖“海鲜”，可能会引起水体中的抗生素超标。
也有论文提出，水源地中检出抗生素。这些新型污染物虽然在水体中的浓度通常较低，但由于其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高毒性，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具有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是当前国内外关注的重点。
李聪担心，如果把这些污染物归入到特定、调查项目中，检测频率低甚至不测，削弱了《标准》的约束力。
2024年9月18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库区附近，湖北十堰丹江口市官山镇吕家河村，立有“绝不能让一滴污水进入河库”告示牌。张启龙/视觉中国/图
夏青提醒，《标准》对“特定项目”和“调查项目”的执行还不够清晰。例如“定期监测”的特定项目，并没有说明“定期”的频率。
《标准》的编制说明称，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方案，依照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年度实施方案及有关要求进行。建议对基本项目开展月/季度监测，对特定项目开展每年/两年的定期监测，对调查项目可择期、择项开展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原院长马中称，水源地的大部分指标长周期、低频率的监测方法存在风险。历史上多起饮用水污染事件，大都因为发现不及时，造成非常大损害。他建议对所有项目普遍提高监测频率。
新增的指标和检测频率，将给水源地管理者和自来水厂带来更高的成本。“饮用水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水价政策可能也要作相应调整。”马中说。
一位水厂厂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行业标准《城市供水水质标准》要求，水厂每日对进厂原水检测十几项指标；每月对取水口检测一次，共二十多项指标；每年邀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测试单位全面检测近百项指标，丰水期和枯水期各一次，每个水样的检测费2.2万-2.3万元，河网水源地至少要在取水口和上下游各取三个水样，湖库型水源地的取样点则更多。
《标准》执行后，检测结果带来的达标压力很大，尤其是特定项目中的污染物。“对于许多水源地而言，绝不是躺着就能完成的。”李聪说。
水源地由生态环境部、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管理，而自来水厂的管理部门主要是住建部。对于饮用水全链条而言，水源地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水源地的水质超标，自来水厂是否有权拒绝不达标的原水？进自来水厂前，不达标的原水是否允许第三方预处理？”夏青认为，这些都需要《标准》和相关细则增添规定，确保水源地和自来水厂的无缝衔接。
浙江一座自来水厂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水厂有备用水源，一旦水源地水质超标，水厂可以停止取水，但没有备用水源地的自来水厂并无太多选择权。
这位负责人说，《标准》规定铁≤0.3mg/L；但当地表水源地的水的浊度较高时，进入自来水厂的原水中铁的含量能达到0.8-1.0mg/L。
另一些例子包括：《标准》规定氟化物≤1.0mg/L，比国际上的氟化物≤1.5mg/L更严格，而山东省部分水源地的氟化物在1.2mg/L左右；在湖南和江西等烟花爆竹生产大省，部分水源地的高氯酸盐，也很有可能会超过《标准》的限值。
“2012年《环境空气品质衡量准则》新增PM2.5后，90%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变成了90%以上城市不达标。”马中说，水源地标准发布后，变化或许没有空气这么剧烈，但行业也可能要经历“阵痛期”。
